在公立医院，有一个科室的负责人是可以轮转的，护士长可以当，财务人员可以当，信息处的人也可以当。懂行的人读到这里已经有了答案，就是这个科室，游走于行政、后勤与医技之间，在外包与自我之间彷徨、纠结。
有些县级医院还没这个科室的独立建制，有些独立出来了，整个科室也只有2到3个人，在三甲医院，这个科室普遍有10到20个人。他们在名义上管理着医院成千上万台件的医疗设备，从输液架到大型CT，总资产往往过亿元，动辄超过10亿元。
看起来，医院设备科责任重大，但其身份和地位却远远不能与之匹配。长期以来，设备科人员只给人留下采购员和维修工的印象。
实际上，设备科的现状只是观察医院设备管理的一个窗口。问题要放到更大的层面上去讨论。作为医院管理内容之一的设备管理和作为学科发展的医学工程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局？
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是，医院院长和医务人员随口就能表达出这种态度鲜明的观点：医疗设备在临床检查治疗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减少风险及故障的发生，是医院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医疗器械展和相关论坛上，也常常可以听到专家慷慨激昂的声音：“医学工程正在和医疗、护理一起成为医学发展的三大组成部分，医学工程部也成为医院发展的重要科室！”
这样具有鼓动性质的声音在逻辑和理论上完美无缺，听起来激奋人心，但众所周知，实际情况是设备管理已经沦为医院管理中最为边缘和薄弱的角落之一。
现实和理论上的巨大鸿沟让很多置身其中的人迷失、无奈。解放军总医院（以下简称“301医院”）医学工程与维修中心主任曹德森甚至认为，现阶段医院还不知道医学工程的内涵和外延，不知道它的定位和职能，在管理上集体无意识、集体无能、集体自甘堕落。
与医疗质量和安全息息相关的设备管理何至于此？对整个行业、对患者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医学工程何以发展，何去何从？一系列问题早已浮出水面，关键是行业如何认识，又如何应对。
管理“无效”
多年来，作为规模快速扩张的必要支撑，公立医院竞相购置医疗设备，开启了一轮设备竞赛，大量设备涌入医院所带来的管理难题日渐凸显。
广东省审计部门曾对2013年至2015年全省511家公立医院大型医用设备管理使用绩效情况做的审计调查显示，3年间，511家公立医院未经专家论证审批配置乙类设备1054台；审计抽查145家公立医院325台乙类设备2014年可行性论证目标完成情况发现，有57台设备实际诊疗人次没有达到可行性论证目标的70%，低于10%的有17台。
审计抽查923台乙类设备中，有350台设备购置前缺乏对经济、社会及科研效益和环境影响等方面的充分论证，占比37.92%；511家公立医院中有474家均未建立单机核算体系，无法实现绩效核算考核预期目标。
广东省的审计只暴露了一小部分。除了可行性论证，贯穿设备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都让人担忧。“现在大多数医院设备管理比较落后，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设备还是手工管理，信息不全面。维修事件、质控事件、日常保养事件都没有记录。”器械之家创始人石云说。
“我去过很多基层医院，它们大多数都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设备管理体系，很多医院还靠Excel表格记录资产。我们排查的大量医院中，50%以上的医院设备账目是混乱的，与实际不符。问题很多，如要么有资产清单没有实物，要么有实物无资产清单。”上海柯渡医学副总裁蒋昌琳表示。
由于医院没有建立全程的、规范化的、流程化的管理（从设备购置、验收、运营、维修、效益分析到报废），很多相关资料无法及时查阅和追溯，出现账目不清、账物不符、有账无实等情况。由于医疗设备的维护、维修管理流程不明晰，缺乏实效性，设备的维护、维修往往响应不及时，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同时产生大量的维保费用。
医院对此并非无动于衷，实际上医院普遍制定了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章程，但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落实。医院设备科并不认为管理无效，他们只是隐晦性地指出了一些问题。
“设备科基本可以满足设备管理。只是信息化水平要提高，资产管理账目要更加清晰，要和收费系统、电子病历对接，要进行数据分析，做工作量和效益分析。”绵阳市中心医院医学工程科主任黄素红表示，目前设备科和临床联系不那么紧密，除了设备日常管理，设备科须加强和临床相结合的管理。
设备科一大职能是和临床紧密联系，了解临床需求，解决临床提出的问题。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临床对我们是极其不认可的，把我们当成和水电工一类的人。因为水电工已经给他们留下恶劣印象：打电话不来，态度蛮横。他们恨这些人。”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大二附院”）医学工程与信息部部长胡峻说。
南京市第一医院核医学科技师徐磊认为，医院设备科人员长期处于被动维修状态，没有设备巡视意识，没有到场测试设备性能意识，造成与临床科室的脱节。
质控“失控”
日常管理漏洞百出，与设备质量息息相关的质控环节则可以用“失控”来形容。上海市医疗设备器械管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李斌直言，中国医院设备质量管理跟发达国家差距巨大。“现在设备都是能用就用，能出图像就行，不去关注细节，真的去关注细节就会发现很多隐患。”
李斌讲了一个例子，上海一家二级医院一台CT成像不太好，检测后发现整个CT值是偏的，但医院一直这么用，一年了没有人维护保养，到底漏诊了多少，谁也不知道。在一家二级医院，李斌看到一个工程师在一年内填写的四份设备维护保养报告使用了一模一样的数据，设备科主任看都没看就封在档案袋里。李斌一点都不吃惊，这种随便找一份报告，随便填写数据，而设备科主任还放任的现象太常见了。
中国医疗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临床工程分会会长金东指出，医院大量医疗设备带病运行，无法达到出厂标准，安全已经是第一大隐患。但医院没有人过多关注。金东列举了常见的例子，除颤器电池什么时候换，医院没有相关制度，也没有人监管，一般是在充不上电时才换，但如果这时正在抢救患者呢？类似的，气体氧浓度准不准，电刀漏不漏电，心电图准不准，呼吸机消毒干净不干净，没有人关心。
质控关系患者安危，生命支持类设备尤其如此。现实情况是，如麻醉机、呼吸机等很多医院并不是每年全检，有的可能是抽检，有的干脆不检。甚至连基本的溯源，很多医院都做不到。石云举例说，一些三甲医院ICU往往有很多台呼吸机，如果抢救最终没有挽回患者生命，家属质疑用了哪台呼吸机、呼吸机有没有做过日常运维保养，医院往往拿不出这样的信息，也没有办法说明当时是用哪台呼吸机进行治疗的。
记者采访的大多数医院相关人员承认这些问题大量存在。“质控非常重要，这谁都知道，但有能力做的医院并不多。这几年医院才开始慢慢关注生命支持类设备的质控。”胡峻说。
针对医疗器械维护维修管理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2015年发布的《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18号令”）明确，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应当对需要定期检查、检验、校准、保养、维护的医疗器械，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检查、检验、校准、保养、维护并记录，及时进行分析、评估，确保医疗器械处于良好状态。
“政策有什么用，谁来监督医院这么做？谁关心医院是否有能力做这些事？除非发生事故，监管部门的关注点不会落到设备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医院设备科工程师对《中国医院院长》说。实际上，究竟一台设备要用多久、诊治多少个患者、出现什么样的故障才算得上报废并无明确的标准。这样，医院必然要考虑成本问题，结果就是一台机器坏了修，修了用，直到彻底不能用。
设备科可以直面质控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并不认为那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伤害。他们往往这样回答：“没有听说这样的案例”，“没有人做过统计”，“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曹德森的一项研究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曹德森在10年时间内追踪了10个城市的37台呼吸机，结果31个患者因为呼吸机原因而死亡。其中，25%的死亡是由错误操作引起的，19%是由于管路漏气致死，13%由气源故障引起。他给出的一组数据证明设备维护和检测的重要性：除颤器使用一年合格率降为80%，电刀降为81%，监护仪降为95%，输液泵合格率降为80%以下，血压计也降为80%以下。“设备性能退化、参数失准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检测、不维护能不影响临床安全吗？”
曹德森还给出了一组国外的数据。美国医疗机构对体外除颤器安全性进行检查显示，合格率只有80%。哈佛医学院研究人员发现，过去10年，20%的体外除颤器被召回，370名患者由于体外除颤器故障导致未能及时抢救。
在一次会上，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理事长赵自林指出，在医疗事故中，有17%左右是由于医疗器械的操作使用不当、维修保养不到位以及质量问题造成的。由于患者和家属并不了解事故的真因，医院也不可能把事故归于设备因素，此，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关注。
维修“失能”
设备科人员被戴上了“维修工”的帽子，但他们已经越来越疏于这个职业。原因是多方面的，医院设备数量成千上万，且更新迭代速度惊人，设备科就那么几个人，根本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维修技术。更大的问题是，设备越来越复杂，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维修难度越来越大。
“相比以前，医院自己的维修实力已经大幅下降。”石云说，10至15年前，老一辈工程师愿意钻研，维修水平很强，可以把很多有问题的设备修理好。今天的工程师连基本的建档管理都做不好，还谈什么维修。
一名医院设备科工程师在网上吐槽，2000年以前，所有雾化器是医院工程师自己动手维修的，80%的监护仪是通过维修电路元器件或更换电路板修复的。像CT这样的大型设备，很多故障也是工程师自己动手修的。
2000年后，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应用到医疗设备中，所有大型医疗设备均设有维修密码保护，一般的医院工程师再也无法单凭万用表去解决问题了。厂家工程师远程维修加医院工程师现场辅助协作，成为维修的主流方式。
赛诺威盛市场产品总监周宏斌表示，在大型设备上，设备科是完全不足以支撑维修和管理的。稍微小一点的三甲医院设备科都是修修床修修灯，做些最简单的工作。由于设备科专业能力欠缺，也不可能养那么多人，加上不知道原始代码，维修根本无从谈起。
厂家垄断了大型设备的技术和备件，医院只能投保，出现问题直接找原厂维修。保费和维修费价格昂贵，大医院可以承担，很多中小医院却不堪重负。“有一个二八定律，就是医院不得不花80%甚至90%的钱去照顾那几台高端设备，剩下大量的设备没有保养和维护，坏了就修，修不好就扔。”蒋昌琳对《中国医院院长》说。
医院往往愿意花大价钱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可对于设备在管理和维修过程中所花的小钱又抱着能省则省的心理。于是越来越多的医院把设备维修和保养交给了价格相对便宜的第三方。
第三方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倒逼原厂家降低维修费用。但第三方服务公司发展本身层次不齐，有的形成了规模，有一定技术力量，有的还在摸索中，技术能力和资源还有所欠缺。
胡峻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安医大二附院曾尝试把内镜托管给第三方维修，但第三方存在很多问题，逐利性太强，最后只能终止合作。“他们使用旧的配件
维修，返修率特别高。”
有设备科长担心，由于医院自身人员力量薄弱，对第三方的检测和维修结果很难做出准确的评估，“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会导致医院失去设备维修的话语权，也会给第三方留下提供劣质服务的空间。
东软医疗副总裁程朝阳表示，社会第三方服务目前更多地还是针对进口厂商，但第三方提供的技术能力与质量都很难达到生产商的标准。毕竟，原厂的很多技术更新、版本更新、性能改善和技术诀窍等，第三方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获得。
自身维修能力孱弱、大型设备维修昂贵、第三方公司水平良莠不齐共同构成了医院设备维修的大场景和大环境，维修难题显而易见，而要寻求解决之道就需要搞清楚背后的深层矛盾。
边缘设备科
医院设备管理的所有问题和症结最终都落脚到那个一直以来都不受医院重视的科室——设备科。这些年来，医院设备管理的变化往往从设备科名称变更为医学工程科（部）开始。黄素红说，设备科跟医学、临床联系没那么紧密，医学工程科则上升了一个高度，除了日常采购和维修，还要加强和临床的联系，包括安全管理和质量控制。
绵阳市中心医院医学工程科目前有15个人，其中4个专门负责中心制氧系统的维护和值班，做医疗设备管理和维修的共11个人，其中研究生1名，本科生7名，专科生1名，都是工科毕业，其中6人没有编制。这样的人员和学历结构，用黄素红的话说，“在同级医院中还算可以”。
从去年开始，绵阳市中心医院医工科开始关注并逐渐开展风险高的临床设备检测和质量控制。“设备品种太多了，要做到全部检测很困难，会增加运医院运行成本，很多工作都是在逐渐摸索中开展的。”黄素红道出了一个市级医院设备科开展工作的逻辑。
安医大二附院医学工程与信息部共有21人，有1名博士，还有数名硕士，基础相对好一点。安医大二附院是一家2008年建成的新医院，新成立的医工部在管理制度上避开了老医院普遍存在的缺陷，从一开始就出台详细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按制度办事。但在关键的质控环节，仍有很多掣肘。
“检测设备很贵，要说服领导有难度。我们做的只是呼吸机和监护仪等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设备，其他设备只是泛泛地做一些。”胡峻坦言。
绵阳市中心医院和安医大二附院有同级医院中发展较好的设备科，尚且需要为医院运行成本让路，遑论其他其医院了。长期以来，医院设备科都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用李斌的话说，设备科很痛苦，一是人员不足，二是没有被当做一个专业。
设备科在医院的地位从人员构成就能体现出来。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是，很多医院把设备部门作为消化多余人员和安排领导亲戚家属的场所。设备科人员在网上怨言不断，“设备科就适合那些有关系、家庭条件不错、想混日子的人待”，“在医院设备科工作快4年了，今年报考了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生，希望能以此为跳板去企业”。
设备科长轮岗制度饱受诟病，却一直在医院大行其道。一项由长沙市中心医院医学工程部组织的调查显示，湖南省43家样本医院（三甲医院28家）中，设备科负责人任期仅9家是固定的，其余都是定期轮岗。轮岗对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延续性造成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更严峻的是行业根本就没有设备部门负责人的培训机制。
相比医院临床科室，设备科工程师参加的培训的机会少之又少。工程师抱怨医院不给培训机会，“根本不考虑医疗维修人员”。
上述调查显示，23%的医院工程技术人员多年未参加培训，仅20%的设备科工作人员每年有大于两次的学习机会。认为当前继续教育项目开展较少，难以满足需求的医院有14家，占35%；认为太少和完全不满足需求、影响工作人员成长的占到55%。
人员不足是设备科面临的另一大挑战。一般的三甲医院，管理资产数以亿计的医疗设备的设备科通常只有十几个人，还不都是医学工程专业的，大多数人员是电子、计算机、财务、护理、药学等出身。
李斌对《中国医院院长》直言，即使目前设备科人员增加一倍也不能满足医院实际需求。301医院医学保障部超过惊人的100人，可在曹德森看来，“这么多资源做起来仍然捉襟见肘”。
“在设备科待了20年，工作太繁琐了，维修保养是一方面，管理也是大文章，一个人忙着应付检查、验证、监测、建档、购买设备等，天天焦头烂额。”一位设备科工程师说。
一方面力量不足，很多工作难以展开，另一方面由于激励不足、管理混乱，设备科多年来养成的慵懒、散漫、解决问题拖拉等坏习惯也影响科室发展和外界对其的认识。徐磊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设备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责任心不强的人大有人在”，很多工作流于形式。
积极性不高、专业技术特长得不到发挥、没有成就感、待遇和技术职称评定不平衡，有更高追求的工程技术人员结束自己的技术生涯，投身于商贸活动或行政。这致使医院很难建设起一支长期稳定的技术队伍。
谁的责任
从管理到质控、维修，再到设备科发展，所有症结高度关联，互成因果，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和系统场景。但问题的关键是，造成如此现状的根源是什么？
人们很轻易地就把矛头指向了医院管理者。事实也的确如此——医院管理者的认识和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医院设备管理的方面和高度。“关键看院长重视不重视，院长不给你配备人员，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金东说。
从经济学角度讲，设备管理是幕后工作，不直接产生效益，反而要砸钱进去院，长从心底就有排斥。从李斌的观察来看，现在普遍的现象是，院长重视，医院设备管理就能得到支持，换了院长，觉得这个科可有可无，慢慢地就弱化了，甚至外包了。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院长已经越来越关注设备管理”的声音，愿意接受采访的院长也表示自己很重视这方面的管理，准备引进几个人员，但这更多是一番辩解和自我安慰。设备管理再怎么重要，在院长那里也无法和临床管理相提并论。
地处云南省的永平县人民医院设备科共有3人，院长苏光彩向《中国医院院长》直言，医院一线医生的引进需求远比医工科的急迫，“你说院长会作何选择”？
院长重视程度是一方面，设备科自身的定位和态度又是另一方面。在曹德森看来，医工科主任和院长的沟通对科室发展往往起到很大作用。医工科主任要把设备管理中的问题提出来，拿出解决方案，使方案落地执行，把结果反馈给院长。这样才能贴近院长，成为院长管理的左膀右臂。
曹德森对目前医工科自甘堕落的现状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医工学科建设伤害最大的，就是以职能定位，而没有上升到学科定位。职能定位和学科定位是天壤之别，职能是学科的一部分。定位低、起点低，就让别人认为你是采购员和维修工。这种错误的定位，天生就让别人没法重视你。”曹德森对《中国医院院长》说道，语气中难掩失望与激愤。
实际上，医院往往也是“受伤者”。苏光彩说，现在的问题是县级医院招不到医学工程人员。政府严格控制编制，临时工是不愿来的。“我们引进一个人员还要报人社局，要反复沟通说明，最后还不一定成功。他们会说医生都招不到，看病问题都没有解决，引进工科人员干嘛。”
金东指出，目前政府部门根据床位数配备医生、护士的人员编制，却没有根据床位数、医疗设备数配备医学工程技术人员编制，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相比编制，更值得关注的是医工人才的短缺。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曹雪涛在去年两会上呼吁国家重视生物学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他介绍，目前全国有300多所大专院校设置了生物学工程专业，但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学科教育与国际接轨，学位能受到国际认可的很少，这是由于目前国内生物学工程专业的专业设置和教学体系滞后造成的。
人才培养体系滞后导致我国临床医学工程人员素质、管理水平、工作模式等都与工作要求差距较大。据某省调研，从事临床医学工程工作的人员仅5%是临床医学工程专业毕业，7%为医学影像专业毕业，83%为其他医学专业、工程专业人员。
除了客观原因，对于医院设备管理出现的种种问题，政府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医疗器械监管过程存在“重产品审批，轻过程监管”的状态。许多医疗器械在上市之前非常严格，往往几年都审批不过一个产品，但上市以后，在医院使用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几乎无人监管。
医疗设备过了保修期，其安全性、有效性部分由质监部门负责。受检测设备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质监部门也只能承担与计量有关的部分内容，剩余的大部分内容目前尚处于监管空白。况且计量工作也存在很多漏洞。胡峻就直言，专业的计量部门在医院的检测往往流于形式。如血压计，不管新的旧的一年都要检测两次，一个血压计成本50多元，检测一次就40元，成本很高，医院苦不堪言，有10个血压计就只拿出3～4个检测。
苏光彩也提到，当地卫生监督所检测能力薄弱，根本检测不出设备的毛病。他举例说，医院有一台彩超，卫生监督所检测前还好使，检测后图像就不行了，最后只能叫厂家来修。
“计量检测只是过过关而已，没有起到计量检测应该起到的作用。质控谁来做、怎么做还是一个应该探讨的问题。”胡峻说。
李斌表示，上海在卫生计生委的领导下成立了18个质控中心，对质控做一些专业性的工作，但目前还处在检查、督查、规范阶段。“比较薄弱，很多措施没有落实。”
自我突围
现状已然如此，怎么可能还会糟下去？时代总是进步的，越来越多的医院管理者在抓精细化管理时把目光转向设备管理。石云说，相比以前，医院已经更加重视资产绩效管理。买回设备后，院长会考虑，什么时候收回成本。比如，他会算这样的账，原厂保修是很贵，但可以大大延迟非计划当机时间，使设备使用率提升，最后还是赚的。
由于设备科人员极度匮乏，基层医疗机构更多选择借助信息化实现设备管理。苏光彩向记者介绍，2013年以后，随着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永平县人民医院开始借助互联网和远程维修解决设备管理难题。医院引进第三方公司建立医疗设备管理系统，工程师只要通过安装在手机上的移动软件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将设备运行情况、维修记录、现存问题发送到设备科管理终端和第三方维修公司的终端。这样可以实时了解设备运行情况，实时解决问题。
苏光彩说得明白，县级医院招聘和培养维修人员非常困难，养一两个工程师解决不了问题。使用设备管理系统后，维修成本比原来大幅降低，原来出问题后设备科不能第一时间知道和报修的情况再也不会发生。
对于三级医院来说，医工队伍相对完善，如何让人员发挥更大能量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胡峻坦言，医工人员对技术的了解上甚至比不上临床专科的医生，因为临床专科掌握着更前沿的动态。因此，她计划在医院资金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工程师跳出医学工程和设备领域的局限，参加临床专科学术交流会，到前线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主动提高技术水平。
设备维修和售后服务是一大难题，很多医院已经探索出了积极有效的方法去应对。很早之前绵阳市中心医院就摸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子：从设备采购时就把维修考虑进去。“买的时候厂家之间是竞争关系，医院是主动的，买了设备之后，厂家就主动了，医院被动。所以，我们在买设备前都要做一个详细的市场调查和询价。”
黄素红向《中国医院院长》解释道，市场调查包括设备本身的价格和主要零配件的价格、维修的收费和保修期结束后买保的价格。价格和服务都要原生产厂家和经销商共同对医院做出承诺，固化下来，写进合同附件。这样做的好处非常明显，从采购开始就考虑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支出，可以使医院有很好的把控。虽然前期买设备时花的精力比较多，但给后续设备的使用和维护带来极大便捷。“在设备竞争阶段谈好的价格，都比前期没有谈后面再去谈的价格低相当大的幅度。”黄素红说。
目前，三甲医院大型设备基本都选择原厂服务，把不太重要的设备交给第三方。但为了压价，三甲医院会选择用第三方制衡原厂，有了第三方作为筹码，医院就有了让原厂降价的武器。
李斌指出，完全靠医院自身努力解决设备管理问题很难，最终还是要落到产业的国产化上。实际上，医院越来越感觉到，国产设备在服务上比进口设备做的更好。东软医疗自1997年研发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国产CT，到目前已占到大约20%以上的国内CT市场份额。东软能够快速布局市场的原因之一，是在国内建立了8个大区、26个服务站、8个备件中心、近三百人的现场服务工程师团队。
程朝阳不无自豪地说：“东软不仅是一个产品提供商，更是一个服务提供商。东软正在不断拓展远程服务能力，结合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客户报修实时提供解决方案。对于设备管理，强化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不只是维修保养，更关注早期预警，日常质量控制，加强用户使用操作培训。”
国产设备能提供超过进口厂商标准的服务，且在价格上远远低于进口厂商。这无疑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医院设备管理产生积极意义。
变革将至
无论承认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医院正在逐渐失去设备维修能力。县级医院本来就没有维修能力，大型医院有工程师但人手不足，厂家技术垄断形成技术壁垒，工程师无能为力也不愿动，维修能力越来越弱。大型设备维修由原厂操办，中小型设备维修正逐步托管给第三方。维修不再是医工人员工作的重点。设备管理部门和医工人员必须看清形势，及早转型。
行业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分会近年来已经呼吁将医院设备科的工作重心由设备采购和维修转移到设备的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上来。曹雪涛也建议，“现在医院都有总护士长，以后是否可以设个首席医技工程师，来总管医院大型设备的引进、使用、配额。”在他看来，只有强化医学工程师与日常医疗的融合、着力发展好生物学工程专业，我国高科技医学设备自主研发以及临床医疗人才需求才能得到满足。”
目前，已经有不少医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做出转变，工作模式由采购和维修向开展检测、预防维护、科教等工作转变。医工人员不再承担维修任务，但需要对厂家的维修做出判断和监督，判断设备是否具有维修价值，确定维修方案，选择适宜保修方式。
对于医工人员新的角色转换，黄素红提出三个标准。一是要有能力判断设备在哪一块出了问题；二是要有能力监管原厂和第三方的操作；三是要有能力做好质量控制，做好做检测计划。周宏斌则认为，设备科最重要的职能是帮助医院进行设备配置的总体规划。现在有些大型医院资深的设备科长做得很好，但基层设备科长多是放射科的技术员，专业能力都不怎么样，看不了那么远，做不了规划。
在石云看来，医学工程师在未来应该做临床医学工程转化，做医疗设备的迭代更新，对接医生和厂家，助力厂家通过临床研发生产医疗器械、改进医疗器械。“这是未来最重要的职能，这个地位谁也替代不了。”
胡峻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她认为，维修外包出去以后，医学工程师要向临床工程师转型，把设备搞透，指导临床充分利用设备。安医大二附院在安徽省较早安装了滑环CT，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什么叫滑环，维修CT出身的胡峻带头学习，挖掘其中的应用软件。胡峻介绍，现在设备闲置的情况不常见，但设备功能没有完全发挥的情况却很常见，临床只是用了其中和治疗相关的小部分功能，大部分功能没有被发掘、应用。临床工程师就去做这些发掘工作，然后指导临床应用。在这过程中就会发现一些临床需要而设备达不到的功能，临床工程师可以反过来向厂家提出建议，并形成一些科研上的项目。
概括起来，临床医学工程人员在医疗工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应包括保障医疗器械在临床使用时的安全性和诊断检查时的可靠性，使医疗器械一直保持优良的运行或待运行状态；保障医务人员在使用现代医疗设备时用得规范、符合标准，确保发挥医疗设备的最大预定效能；推动和参与适合医疗实际需求的创新技术的研发活动，培养新型临床医学工程技术人才。
这就是医工人员转型和设备管理发展的终极方向吗？金东不认同。他持有一个看似疯狂的观点：临床工程可能会弯道超车，走到临床前沿。支持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图像识别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大量涌入医疗领域，一大批最尖端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工程师进入以后会让临床工程从业人员迅速膨胀，临床工程从台后走到台前，成为医院的科技中心。
金东预言，未来医生会变成科研工作者，他们的职责是教会机器，让其通过人工智能诊断、大数据、图像识别、自我学习技术完成疾病治疗活动。而这些都属于临床工程范畴。这些场景会在未来10年发生。
他提醒医院管理者要看清形势，把握未来，现在再不重视临床工程，相当于国家不重视科技部。当临床工程跟最前沿的技术嫁接起来，医院就会快速发展，就会走到前面。
